贞观二十六年的夏秋之交,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界限截然分开。界限之前,是朝堂上因《平边策》而起的激烈争论、权力博弈与最终尘埃落定的喧嚣;界限之后,则是帝国中枢在明确了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核心国策后,转入的一种高速、精密却又暗藏玄机的运行新常态。皇帝那道赋予李瑾“检校兵部尚书”、“总督平边诸事”、“参赞军务”的重权诏书,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一扇名为“平边大业”的沉重闸门,同时也将李瑾、李治、武媚娘这三位帝国最高权力者,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、充满张力与默契的微妙平衡点。
诏书颁下后的最初几日,朝野的目光几乎全部聚焦于新晋“总督平边诸事”的李瑾身上。这位以“实学”、“新政”晋身的年轻宰相,如今肩上扛起了帝国未来武功的最大期望与最重担子。他谢绝了一切不必要的宴饮往来,全身心投入了庞大工程的启动之中。他的日程精确到刻,不是在政事堂与宰辅们协调总体方略、审定各部细则,便是在兵部衙门与将领、主事推演水师建设、登陆预案;不是在将作监与工匠大师们研讨军械改良图纸,便是在户部与度支郎官们锱铢必较地核算每一笔预算。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与统筹能力,事无巨细,皆要过问,却又懂得抓大放小,敢于放权给专业之人。其务实、高效、且明显带着“格物”烙印的作风,很快渗透到相关衙署的每一个角落。许多人开始私下称他为“ 李 总 督”, 这 既 是 对 其 新 职 权 的 简 称, 也 隐 含 着 对 其 能 力 与 权 柄 的 一 种 默 认 与 敬 畏。
然而,在这表面热火朝天的筹备之下,一种更为精微、也更为关键的权力互动,正在紫宸殿、立政殿与李瑾的“总督”行辕(多设于将作监或兵部)之间悄然进行,构成了帝国最高决策层新的三角稳态。
皇帝李治,是这三角中最核心,却也因身体原因最需“借力”的一角。他赋予了李瑾重权,是真心期望其能替自己实现父皇未竟的伟业,也为“二圣临朝”增添最耀眼的武功光环。他每隔三五日,便会召李瑾单独入紫宸殿暖阁奏对,详细垂询各项进展。他对技术细节往往兴趣浓厚,尤其对“新式海船”、“改良抛石机”乃至那神秘的“火攻器具”构想追问不休,眼中时常闪烁着与年龄、身份不符的、近乎孩童般的好奇与兴奋。李瑾总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,结合模型、图纸,让他听得明白,看得真切。这种奏对,渐渐超越了单纯的君臣问政,带上了些许“学术探讨”的色彩,皇帝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智力满足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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