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顾清远看着舆图上密布的州县名,想起去年在杭州查办漕运走私案时,那些明里恭维、暗里使绊的世家富户。他们与朝中旧党盘根错节,与地方胥吏勾连成网,新法要动他们的利益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“周通判,”他问,“你在杭州为官三年,可知当地最大的难处在哪?”
周邠沉吟片刻:“不在钱粮,不在人丁,而在……人心。”
“说下去。”
“杭州富庶,百姓不愁温饱。青苗法本为救急,可那里的大户自己便开得起当铺、粮栈,小民有急用,宁愿借三分息的‘人情债’,也不愿借二分的官贷。”周邠道,“因为借了官贷,便要落籍备案,来年税赋瞒不了,徭役避不了。大户们便是抓住了这点,四处宣扬新法‘与民争利’。”
顾清远点头。他在司农寺时便知,新法推行最大的阻力,从来不是百姓不愿,而是豪强从中作梗。青苗法断的是高利贷的财路,市易法断的是大商贾的垄断,这些人盘踞地方数十年,树大根深,岂肯轻易让利?
“周通判,”他说,“你可知熙宁三年,王相公在汴京推行市易法时,京城的商贾是如何应对的?”
周邠摇头。
“他们联合罢市。”顾清远道,“一连七日,汴京米铺、布庄、药行尽数关门,百姓买不到粮,抓不到药,舆情汹汹,旧党趁机弹劾。王相公没有退,他命市易务开门售粮,从各地调拨物资,平抑物价。七日后,商贾撑不住了,陆续开市。”
周邠若有所思。
“江南不会有罢市。”顾清远道,“江南的大户比汴京的更聪明,他们不会硬抗,他们会用软刀子。”
“什么软刀子?”
“人情。”顾清远望着窗外流水,“他们会请我赴宴,与我叙同年、叙乡谊,将女儿嫁给我远房表亲,把地契以‘低价’卖给我的幕僚。若这些都不成,便造谣,说我假公济私、中饱私囊,把脏水一盆盆泼来。”
周邠倒吸一口凉气。
“那顾使相如何应对?”
顾清远没有立刻回答。
船舱外,汴水汤汤,春寒未尽。他想起六年前,自己初入仕途,怀揣着王安石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意气风发,以为只要有理有据,便能荡涤积弊。六年后,他亲手查办了贪腐的蔡确,逼反了忠奸难辨的梁从政,揭穿了假皇子四十年的骗局,也眼睁睁看着张俭自缢于幽州。
他不再是那个相信“有理走遍天下”的年轻进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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